时代话语与人物生成——《白朗》与《红高粱》的比较阅读.doc

摘要 ：贾平凹的《白朗》与莫言的《红高粱》是当代新历史主义小说颇具代表性的作品。本文将两部小说置于其生成的具体历史语境之中，考察其历史纬度和意识形态性，试图从时代主流话语、作家的个人体验、中国文人的传统文化心态等方面来探讨作品得以生成的原因；从作家对色彩的选择探寻作品的美学风格及其映照下的人物性格；从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两个具有原型意义的世界文学典型来比较分析两部小说的主人公白朗与余占鳌的精神内涵与文化意义。
关键词： 历史语境； 时代话语 ；新历史主义小说
　　　
　　　我之所以选择《红高粱》与《白朗》这两部小说文本进行比较阅读，不仅仅是因为他们的作者莫言与贾平凹是在“没有一流作家”（曹文轩语）的当代文学史上还算有分量的不可多得的作家，更因为这两部分别创作于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小说是当代中国新历史主义小说的代表之作。我不想单纯地来评价这两部小说的优劣好坏，借用福柯的话来说是“在不考虑话语对错是非的前提下，研究某些类型的特殊话语的规律性，话语形式以及话语形式所经历的变化。” [1](P7-8)所以，本论文既是对有着各自不同的基本内涵和政治归宿的两部小说文学叙事的分析，同时也是一种历史的分析，即作为使规律和形式得以实现的基本话语单位的陈述，其主旨是探讨它们在20世纪末的中国文坛的出现究竟意味着什么？它们与时代话语、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心态、价值取向有什么关系？
时代话语与个体体验
　　　从知识分子话语来看，在八十年代的中期作家们意识到他们所表现和赞扬的种种文化遗存中的原始、落后和愚昧，实际上同他们改造民族文化、重铸民族精神的承诺甚至还是背道而驰的。在这样的一种历史的悖论中，一批继起的作家便不得不放弃不堪重负的启蒙任务以及介入历史的种种关于价值判断的理性意识进入了“审美历史主义”或“新历史主义”时期。[2]
　　　从意识形态话语方面来看，到了80年代后期，文学已经很难从意识形态推论实践中直接获取思想资源，文学也不再有能力给社会提供共同的想象关系。一方面，思想解放运动已经告一段落，另一方面，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策略足以维系民众的历史愿望。文学被悬置于政治/经济的边界，不得不退回到它自身这种转型是政治/文化/经济多边作用的结果，而不仅仅是某个历史事件起到突发性的杠杆作用。[3]（P3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