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收入动迁居民的行为选择及其边缘化后果——对北京市两社区拆迁改建的调查分析 [1.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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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收入动迁居民的行为选择及其边缘化后果——对北京市两社区拆迁改建的调查分析 [1,]全文15页 18836字图文并茂 占少华【提要】本文通过对北京市两个社区拆迁改建情况的分析，着重探讨了拆迁改建对动迁居民就业与生活的影响，以及居民对这个事件的能动反应。本文通过假设及分析后认为，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1990年以后，拆迁改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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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收入动迁居民的行为选择及其边缘化后果
——对北京市两社区拆迁改建的调查分析 [1]
全文15页 18836字 图文并茂
占少华
【提要】本文通过对北京市两个社区拆迁改建情况的分析，着重探讨了拆迁改建对动迁居民就业与生活的影响，以及居民对这个事件的能动反应。本文通过假设及分析后认为，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1990年以后，拆迁改建从单纯的政府行为过渡到政府引导下吸入商业资本的市场行为。在这个过程中，动迁区域内的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动迁居民的生活与就业同时面临着机会与风险。对动迁居民，尤其是其中的低收入群体来讲，拆迁改建会使迫使他们向城市社会经济的边缘迁移从而遭受社会排斥，但这个过程不是被动的，而是动迁居民以家庭为单位做出能动选择的后果。
【作者】占少华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 助理研究员
一、缘起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开始了以市场化为导向的改革，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模式转型、过渡。在这个所谓 “革命”的过程中，一系列社会经济制度都面临着改变、转型、创新，城镇居民住房制度也是其中之一。但市场化是一把“双刃剑”，它在解决一些社会问题的同时，也在创造新的社会问题。城镇居民住房制度的市场化改革也是如此，它在盘活住房市场、拉动消费、增加GDP、改善居民住房条件的同时，却对城镇困难家庭的住房问题苦无良策，不仅如此，住房的市场化对城市化、城市建设、就业、社会分化、社会保障等方面又提出了许多新的挑战。为了在市场化的过程中解决城镇居民尤其是低收入人群的住房问题，政府出台了一系列住房福利政策，如1994年开始的安居工程（后演变成经济适用房政策）、1998年的廉租房政策等。
对于北京这个特大城市来说，虽然由于历史、政治、文化等原因在全国处于比较特殊的位置，但它在住房市场化、城市建设及其他的改革措施上具有很强的代表性。另外，北京的城镇住房困难家庭有相当部分居住在旧城区，而旧城区是北京城市建设过程中拆迁改建的对象。拆迁改建，既是房地产市场化、商品化以及城市建设的过程，同时也是居民变换居住地、社会关系重组、社区生活重建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既涉及到社会保障、福利住房、社会救助、社会排斥等一系列政策问题，又会涉及到社会变迁、社区重建、人群分化等社会学所关心的问题。这成为此次调查研究选取研究对象的出发点。
本项研究既是“社会保障课题组”在对整个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研究中的一部分，同时也是一项国际合作研究。伦敦经济学院Hyun-bang SHIN博士与课题组成员一起，参与了研究的设计与执行的全程 [2]。同时，他还在韩国的汉城进行了类似的研究，作为北京研究的对参与本研究的还有杨团、孙炳耀、占少华、张翠玲（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硕士生）、李莎（中华女子学院社工系学生）等5人。
[3] 9666.5元为中等偏下收入户人均年收入的均值，其中部分户的这个数值要高于均值，但肯定低于中等收入户的均值11347.2元。本文假设所有户的人均年收入为等差数列般的均匀分布，故将中等偏下收入户的上限规定为9666.5元至11347.2元间的中点，即10506.9元＝（9666.5+11347.2）/2。
[4]在拆迁中回到原社区买房的行为称为“回购”。为了使一定比例的居民可以迁回原社区，政策上对愿意回迁、并且有能力回迁的居民户在商品房的购买价格上给出优惠。“阳光都市”里建一栋专门提供给回迁户的楼。
[5]2003年8月18日建设部办公厅颁发的《关于认真做好拆迁管理维护社会稳定的紧急通知》（建办住房电［2003］31号）中指出，“近一个时期，部分地区因拆迁问题越级上访特别是集体上访问题比较突出，参与人数较多，持续时间较长，并呈现出组织化倾向和跨地区串联迹象，有的上访人员情绪激烈、行为偏激，严重干扰党政机关正常工作秩序，直接影响社会稳定。” 另据建设部副部长刘志峰在2002年9月召开的全国城市房屋拆迁工作座谈会上透露，建设部当年1—8月份受理来信共4820件次，其中，涉及拆迁问题的占28%。上访1730批次，其中反映拆迁问题的占70%；在集体上访的123批次中，拆迁问题占83.7%。
[6] 数据显示：1998年，全年有1219万下岗职工，当年再就业609万人，再就业率为50％；1999年，全年有1210万下岗职工，当年再就业492万人，再就业率为42％；2000年，全年有1098万下岗职工，当年再就业361人，再就业率为35％。2001全年891万下岗职工，当年再就业227万，再就业率为30％。2002年120万出中心的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实现再就业，再就业率为26.2%（数据来源：1998-2002年“劳动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6 请参阅《国外社会学》1999年第4期；《清华社会学评论》特辑②，鹭江出版社2000年12月
[8] 此处加上着重号是为了强调中国人独特的消费观念，也是为了回应前段时间颇为流行的关于买房的“中国老太太与美国老太太”的笑话。此笑话的荒唐之处一是没有考虑到改革开放前“低消费，高积累”的发展策略，以致大部分老百姓家中并无存款，二是没有考虑到中国人的理性与美国人是不一样的，前者“成本收益”是以家庭为单位来计算的。也许这就是中国人傻或可笑的地方吧！
——对北京市两社区拆迁改建的调查分析 [1]
全文15页 18836字 图文并茂
占少华
【提要】本文通过对北京市两个社区拆迁改建情况的分析，着重探讨了拆迁改建对动迁居民就业与生活的影响，以及居民对这个事件的能动反应。本文通过假设及分析后认为，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1990年以后，拆迁改建从单纯的政府行为过渡到政府引导下吸入商业资本的市场行为。在这个过程中，动迁区域内的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动迁居民的生活与就业同时面临着机会与风险。对动迁居民，尤其是其中的低收入群体来讲，拆迁改建会使迫使他们向城市社会经济的边缘迁移从而遭受社会排斥，但这个过程不是被动的，而是动迁居民以家庭为单位做出能动选择的后果。
【作者】占少华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 助理研究员
一、缘起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开始了以市场化为导向的改革，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模式转型、过渡。在这个所谓 “革命”的过程中，一系列社会经济制度都面临着改变、转型、创新，城镇居民住房制度也是其中之一。但市场化是一把“双刃剑”，它在解决一些社会问题的同时，也在创造新的社会问题。城镇居民住房制度的市场化改革也是如此，它在盘活住房市场、拉动消费、增加GDP、改善居民住房条件的同时，却对城镇困难家庭的住房问题苦无良策，不仅如此，住房的市场化对城市化、城市建设、就业、社会分化、社会保障等方面又提出了许多新的挑战。为了在市场化的过程中解决城镇居民尤其是低收入人群的住房问题，政府出台了一系列住房福利政策，如1994年开始的安居工程（后演变成经济适用房政策）、1998年的廉租房政策等。
对于北京这个特大城市来说，虽然由于历史、政治、文化等原因在全国处于比较特殊的位置，但它在住房市场化、城市建设及其他的改革措施上具有很强的代表性。另外，北京的城镇住房困难家庭有相当部分居住在旧城区，而旧城区是北京城市建设过程中拆迁改建的对象。拆迁改建，既是房地产市场化、商品化以及城市建设的过程，同时也是居民变换居住地、社会关系重组、社区生活重建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既涉及到社会保障、福利住房、社会救助、社会排斥等一系列政策问题，又会涉及到社会变迁、社区重建、人群分化等社会学所关心的问题。这成为此次调查研究选取研究对象的出发点。
本项研究既是“社会保障课题组”在对整个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研究中的一部分，同时也是一项国际合作研究。伦敦经济学院Hyun-bang SHIN博士与课题组成员一起，参与了研究的设计与执行的全程 [2]。同时，他还在韩国的汉城进行了类似的研究，作为北京研究的对参与本研究的还有杨团、孙炳耀、占少华、张翠玲（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硕士生）、李莎（中华女子学院社工系学生）等5人。
[3] 9666.5元为中等偏下收入户人均年收入的均值，其中部分户的这个数值要高于均值，但肯定低于中等收入户的均值11347.2元。本文假设所有户的人均年收入为等差数列般的均匀分布，故将中等偏下收入户的上限规定为9666.5元至11347.2元间的中点，即10506.9元＝（9666.5+11347.2）/2。
[4]在拆迁中回到原社区买房的行为称为“回购”。为了使一定比例的居民可以迁回原社区，政策上对愿意回迁、并且有能力回迁的居民户在商品房的购买价格上给出优惠。“阳光都市”里建一栋专门提供给回迁户的楼。
[5]2003年8月18日建设部办公厅颁发的《关于认真做好拆迁管理维护社会稳定的紧急通知》（建办住房电［2003］31号）中指出，“近一个时期，部分地区因拆迁问题越级上访特别是集体上访问题比较突出，参与人数较多，持续时间较长，并呈现出组织化倾向和跨地区串联迹象，有的上访人员情绪激烈、行为偏激，严重干扰党政机关正常工作秩序，直接影响社会稳定。” 另据建设部副部长刘志峰在2002年9月召开的全国城市房屋拆迁工作座谈会上透露，建设部当年1—8月份受理来信共4820件次，其中，涉及拆迁问题的占28%。上访1730批次，其中反映拆迁问题的占70%；在集体上访的123批次中，拆迁问题占83.7%。
[6] 数据显示：1998年，全年有1219万下岗职工，当年再就业609万人，再就业率为50％；1999年，全年有1210万下岗职工，当年再就业492万人，再就业率为42％；2000年，全年有1098万下岗职工，当年再就业361人，再就业率为35％。2001全年891万下岗职工，当年再就业227万，再就业率为30％。2002年120万出中心的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实现再就业，再就业率为26.2%（数据来源：1998-2002年“劳动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6 请参阅《国外社会学》1999年第4期；《清华社会学评论》特辑②，鹭江出版社2000年12月
[8] 此处加上着重号是为了强调中国人独特的消费观念，也是为了回应前段时间颇为流行的关于买房的“中国老太太与美国老太太”的笑话。此笑话的荒唐之处一是没有考虑到改革开放前“低消费，高积累”的发展策略，以致大部分老百姓家中并无存款，二是没有考虑到中国人的理性与美国人是不一样的，前者“成本收益”是以家庭为单位来计算的。也许这就是中国人傻或可笑的地方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