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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个世纪的农村制度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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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翻番”与问题
　　新中国50年，我国农业与农村经济持续增长，农业生产能力大幅度提高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农业主产品供需基本可以保证总量平衡。大多数农产品的人均占有量达到或超过世界平均水平。尤其是在人口增长翻番、人均耕地面积相应减少了一半的情况下，仍实现了粮食产量翻番：分别从1949 年的410 亿斤/4.5 亿人，增加到近年来的1 万亿斤/12.6 亿人。
　　另一方面，近年来农业不断大丰收导致了农产品的销售困难，种植业从过去所说的低效益，演变成“负效益”。乡镇企业增长幅度和吸纳农村过剩劳动力的能力连年下滑，农民收入又出现了连续负增长。不仅造成基层政府税费征收困难，乡村组织因此大量负债，而且由于占人口70 ％的低收入农民滞留在自给自足的传统乡村，使“大中国、小市场”的矛盾突出，拖住了“扩大内需”刺激国民经济增长的后腿。
　　考察中国农村发展，我们注意到，这50 年也是其出现比较显著的制度变迁的特殊历史阶段。当把50 年的农村经济制度的形成与演变，与国民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时，也许能够分析其演进过程中某些规律性的东西。
　　1、三次土地制度变革与农业现代化
　　纵观建国50 年，我们都会清晰地看到，以农民为主体的、以按社区人口平均分地为实质内容的农村土地制度变革已经进行了三次：第一次是1949 ～1952 年的土改，第二次是1978 ～1982 年的“大包干”，第三次是1997 ～1999 年落实“30 年不变”的延包政策。每次间隔不过20 ～30 年，也就是大约一代人。这就难免使人困惑：假如外部条件难以改变，我们能否走出这样“二、三十年再来一次”的恶性循环？
　　而且，在这50 年间，农村人口从4 亿增加到9 亿，人均耕地面积相应减少了一半多。结果是：人地关系越紧张，土地承担的对农民人口的社会保障功能就越大于生产功能，也就越得体现公平原则——按人均分。中国农地通过这样几次按人均分之后，终于全面“福利化”了。而当土地这个农业第一要素成了9 亿农民的福利基础、并被各种长期政策固定下来之后，人们却发现政府与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