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荣从何而来.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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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荣从何而来,页数：34字数：38967 九十年代上半期，中国走出了八十年代末的经济萧条，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城市居民收入倍增，外资踊跃进入中国，前所未有的经济繁荣吸引了世界的注意力。然而，就在人们为经济繁荣所创造的甜蜜陶醉时，经济萧条已出人意料地悄然降临。近几年以来，商品全面滞销，物价连年下跌，刺激需求成了媒体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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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荣从何而来
页数：34 字数：38967
九十年代上半期，中国走出了八十年代末的经济萧条，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城市居民收入倍增，外资踊跃进入中国，前所未有的经济繁荣吸引了世界的注意力。然而，就在人们为经济繁荣所创造的甜蜜陶醉时，经济萧条已出人意料地悄然降临。近几年以来，商品全面滞销，物价连年下跌，刺激需求成了媒体报道重心及政策研究者的中心议题。如果我们能超越那些就事论事的具体策论，就会发现，我们其实应该先去思考一个并不高深的问题：这次相对的经济萧条期的出现完全是偶然的吗?由此再往前追溯，还会发现，我们对九十年代上半期的那段经济繁荣的根源其实也所知甚少。不懂得繁荣从何而来，自然也就很难判断繁荣能否持续下去；找到了以往经济繁荣的缘由，有助于判断中国恢复九十年代上半期那种经济荣景到底具有多大可能性。 与此相关的另一个更具理论意义的问题也同样值得我们深思：经过二十年的市场化改革，中国的经济发展并未摆脱粗放、浪费、效率低下的旧模式，不仅在国有部门中仍然如此，而且连不少乡镇企业也浸染上了这个毛病，可是，为什么这种粗放型发展的旧模式不但没有造成经济停滞，反而带来了前一阶段的经济繁荣呢?中国人是否能继续这种局面：既不需要花费大的代价去改变经济发展旧模式，又能不断地享受经济繁荣的甜头呢? 在这一连串问题的背后，隐藏着一个"谜"--九十年代中国的经济繁荣至於从何而来？如果能够清晰准确地解析这个"谜"，那么，就不难对中国经济发展的现状、问题和趋势作出判断。但是要研究这一问题，却很少有可借鉴的理论。经典的微观经济学分析市场机制如何产生有效率的经济增长和繁荣，比较经济体制理论研究社会主义体制为什么必然造成粗放型增长和经济停滞，关于俄国东欧经济转型的种种研究讨论转型中国家怎样推动市场化、早日走出经济萧条。可以说至今为止，还没有任何一种理论体系能解释中国在市场化过程中出现的这种具有粗放型特征的经济繁荣。 要解这个"谜"，只能从实证分析入手，找出具有规律性的现象，才能作出较客观的判断。笔者根据多年来对中国经济的观察，经过实证分析，试图解释中国改革中经济繁荣的成因，并指出目前这一相对萧条期和前一阶段的繁荣期之间的某些因果关联。如果要用一句话来点出本文的主题，那就是：弄清楚九十年代上半期的繁荣从何而来，就能明白九十年代下半期繁荣又缘何而去。 一、中国经济前景的常见分析方法面临挑战 在转型中的原社会主义国家里，中国的经济表现堪称"一枝独秀"，显然这反映出了"中国道路"所具有的某种特殊性。解释此类特殊性有两种基本角度，一种是与它国作比较研究，看是何种因素导致两国之间的相似性不产生共同特征；另一种是侧重看本国历史上遗留下来的种种影响。而从后一种角度得出的结论有没有充分说服力，常常可以用前一种方法来检验。西方一些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倾向于从后一种角度观察问题。他们强调，中国与东亚地区的历史文化渊源有利于吸引外资，中国的广大农村长期落后，这反而使目前农村的工业化拥有巨大潜力，可加快经济增长等。按照当代社会科学里新制度主义学派"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的观点，任何国家的发展道路都与它过去的足迹有密不可分的联系。但是，除了这些独特的历史条件之外，中国和东欧俄国的原有制度基本相似，而社会经济转型的大体方向也非常接近。为什么看起来相似的转型过程会有完全不同的结果呢？ 面对中国独特的经济表现，在中国研究领域内（包括中国国内的研究）一种常见的说法是，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取得了重大进展，市场机制开始、并将进一步占据主导地位，因此带来了经济的持续繁荣。如果仅仅局限于观察中国，这样的解释或许有一些道理；但如果把这一说法拿到别的转型中的原社会主义国家去检验，就会发现这一说法的局限性立刻就暴露出来。市场机制占据了主导地位，就能立竿见影地看见经济成长快、收入大幅度提高吗？多数原社会主义国家的事实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否定的。在前苏联及东欧的每个国家，都可以看到非国有经济的迅速扩张、计划体制的瓦解、市场化过程加快等，可见这些现象绝非中国的独家成就。有的国家，如匈牙利开始市场化改革比中国早得多，也比中国更早确立了市场机制的重要地位；另外一些国家，如东德、捷克等国家，它们改革的起步虽晚于中国，但进展比中国快，措施更坚决、彻底。然而，无论是市场化程度比中国早得多、高得多的国家，还是经济制度的转轨比中国更彻底、成功的国家，或者市场化过程比中国更缓慢的国家，都没有出现中国这样的高度经济繁荣；相反，它们几乎无一例外地都经历了转型期经济衰退（Kornai 1993），即使渡过了衰退期，它们的经济有所恢复，其繁荣程度也不如目前的中国。由此可以推论，单纯用市场化的成就无法有说服力地解释中国的经济繁荣；除了市场化的作用之外，中国的经济繁荣另有原因。 国际上对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现状的一个共识是，市场化过程中的重重困难遏止了俄国、东欧国家的经济成长。可是，中国与俄国东欧都面临着改革的共同性难题，比如国有部门在转型中效率低下，官僚机构放弃了计划管理却利用地位和权力继续支配着经济资源，经济市场化推动了贸易与金融的繁荣却未能有效改变扭曲的工业结构等等。这些共同难题在东欧俄国产生了大同小异的经济结果，可是为什么唯独中国避免了"转型期经济衰退"呢？是什么因素帮助中国免受转型期经济困难的困扰呢？ 一个在中国国内比较流行的说法是，中国之所以能够保持经济增长的态势，是因为在改革中坚持开放政策、成功地吸引了上千亿外资，从而保障了经济繁荣。按照这个逻辑，东欧和俄国只要能象中国一样、在改革的同时大量吸引外资，经济就可以同样繁荣。然而，德国的情形却提出了反证。两德统一五年来，依靠西德地区的强大支援，东德的市场化稳步坚定地推进，同时德国政府向原东德地区投入了八千亿马克的资金[1]，原东德居民人均获得约三万美元，这几乎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十五年累计人均获得外资的三百倍。东德曾经是"社会主义阵营"的经济样板，早已实现经济现代化，现在再加上西德"兄弟"如此慷慨的帮助和西德企业家的直接指导，是否就实现了经济的起飞呢？实际情况远非如此。东德地区虽然人均收入翻了一番，但在转型中同样经历了严重的经济衰退。东德工人曾经是原社会主义国家中技术素质最好、最服从工作纪律的劳动力，其劳动生产率迄今仍然仅及西德工人的一半；东德的产品长期以来质次价高，但过去在"经互会"国家中却还是首屈一指、供不应求的，如今这些产品不得不完全进入国际国内市场竞争，结果其售价比统一前下跌一半；低生产率、低市场竞争力加上高工资，使大部分私有化后的东德企业仍然不具备国际竞争力；东德地区的失业率一度高达14%。[2] 这样的"成绩单"比中国要差得多。况且，尽管收入翻了一番，目前还有40%多的东德居民认为，当前的经济状况并不比统一前好，甚至是"恶化"了。[3] 为什么中国的人均获得外资只及东德的1/300，但却保持了更高的经济增长率、城市内更低的失业率和更高的收入增长率及民众满意度？ 还有一种看法认为，中国经济繁荣得益于渐进型的改革策略。渐进而慢速的改革意味着较多地保留旧体制，从而有利于保护旧体制的既得利益者，有利于维持现状和稳定。但如果多保留旧体制、多保护旧体制的既得利益者就能带来经济繁荣，那又何必付出艰巨的努力去深化改革呢？南斯拉夫实行了几十年的渐进型改革，一度赢得经济繁荣，最后终于在八十年代后期陷进经济困难的泥沼（Woodward 1995）。这一案例说明，渐进型改革对经济发展有利有弊。那么，中国的渐进型改革对经济发展的利弊何在呢？不了解这些利与弊，就无法对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走势作出判断。 上述常见的分析方法有明显的局限性，不仅是因为它们的逻辑无法有效解释中国之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同类型转型过程，还因为它们甚至常常无法解释中国存在的一些经济现象。近几年来，不少中国经济问题的观察家把注意力放在中国的股市、房地产市场、城市新兴的高档消费需求上，如果眼睛盯住这些方面，也许会觉得中国大陆的经济与香港、台湾、新加坡差别不大。但如果换一种角度，观察下列几个在中国出现过的、充满了矛盾的经济现象，就会发现中国的经济状况与市场经济国家差别很大，用市场经济的眼光和观念是无论如何也解释不通。 第一，在九十年代上半期，市场导向的乡镇企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最大，而国有部门的贡献最小；但从国民收入的分配格局来看，同期得益最多的却是为国有部门工作的员工（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课题组）。第二，在这一时期，国有部门一方面为冗员过多和工资成本增长过快而发愁，另一方面又不断增雇大量农民工。第三，在市场化程度已相当高的消费品市场上，价格的变动与市场经济中常见的情形相反，1995年以后，富裕、购买力强、需求旺盛的东部省市价格上涨少，而贫困、购买力弱、需求清淡的中西部省份价格上涨多[4]}，若把这一年各省和直辖市按物价上涨幅度由低到高排列，北京、上海、天津三大繁华富裕的都市名列全国物价最低省市的前六名之内[5]。 这三个现象涉及收入分配、劳动力市场及价格决定等最基本的经济问题，在它们的背后，可能隐藏着未被认知的、左右着中国改革发展路径的规律，值得深入研究。理论上，究竟经济成长过程与制度转型过程是一种什么关系，这是个跨学科的新课题，新古典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理论中并没有现成答案。经济增长与稳定，可以被看成只是个宏观经济问题，但在制度转型中它的实现却不仅仅是由货币财政政策决定的；制度转型中这些宏观经济现象的微观经济社会基础在逐步改变，改变的实际过程事实上并不是执政者或学者的纯粹理性设计的结果，而是由利益攸关的当事各方相互影响、妥协形成的，因此是一个社会政治过程。要判断制度转型中经济社会的发展趋势，应当注意用跨学科的眼光，把经济发展过程放到现实的社会演变过程中去观察。 二、港台资本送来的繁荣 中国的经济今后会象它过去那样快速成长吗？要回答这个问题，就需要分析八、九十年代经济繁荣的成因，看这些曾促使中国经济发展的因素今后是否仍然有效。若仅仅根据中国过去的经济增长记录推测未来的成长，就只能作简单、肤浅的判断。 中国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都出现过经济繁荣，但两次繁荣的经济原因完全不同，第一次是由城乡居民迅速扩大的消费需求推动的，而第二次则来源于外资推动的投资高潮。到八十年代末期，推动前一次繁荣的消费需求已经欲振乏力；1990-1991年中国经济曾经陷入相当严重的经济萧条，政府用了各种办法，都未能有效地解决消费疲软、工商库存倍增、制造业衰退等问题。当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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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年代上半期，中国走出了八十年代末的经济萧条，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城市居民收入倍增，外资踊跃进入中国，前所未有的经济繁荣吸引了世界的注意力。然而，就在人们为经济繁荣所创造的甜蜜陶醉时，经济萧条已出人意料地悄然降临。近几年以来，商品全面滞销，物价连年下跌，刺激需求成了媒体报道重心及政策研究者的中心议题。如果我们能超越那些就事论事的具体策论，就会发现，我们其实应该先去思考一个并不高深的问题：这次相对的经济萧条期的出现完全是偶然的吗?由此再往前追溯，还会发现，我们对九十年代上半期的那段经济繁荣的根源其实也所知甚少。不懂得繁荣从何而来，自然也就很难判断繁荣能否持续下去；找到了以往经济繁荣的缘由，有助于判断中国恢复九十年代上半期那种经济荣景到底具有多大可能性。 与此相关的另一个更具理论意义的问题也同样值得我们深思：经过二十年的市场化改革，中国的经济发展并未摆脱粗放、浪费、效率低下的旧模式，不仅在国有部门中仍然如此，而且连不少乡镇企业也浸染上了这个毛病，可是，为什么这种粗放型发展的旧模式不但没有造成经济停滞，反而带来了前一阶段的经济繁荣呢?中国人是否能继续这种局面：既不需要花费大的代价去改变经济发展旧模式，又能不断地享受经济繁荣的甜头呢? 在这一连串问题的背后，隐藏着一个"谜"--九十年代中国的经济繁荣至於从何而来？如果能够清晰准确地解析这个"谜"，那么，就不难对中国经济发展的现状、问题和趋势作出判断。但是要研究这一问题，却很少有可借鉴的理论。经典的微观经济学分析市场机制如何产生有效率的经济增长和繁荣，比较经济体制理论研究社会主义体制为什么必然造成粗放型增长和经济停滞，关于俄国东欧经济转型的种种研究讨论转型中国家怎样推动市场化、早日走出经济萧条。可以说至今为止，还没有任何一种理论体系能解释中国在市场化过程中出现的这种具有粗放型特征的经济繁荣。 要解这个"谜"，只能从实证分析入手，找出具有规律性的现象，才能作出较客观的判断。笔者根据多年来对中国经济的观察，经过实证分析，试图解释中国改革中经济繁荣的成因，并指出目前这一相对萧条期和前一阶段的繁荣期之间的某些因果关联。如果要用一句话来点出本文的主题，那就是：弄清楚九十年代上半期的繁荣从何而来，就能明白九十年代下半期繁荣又缘何而去。 一、中国经济前景的常见分析方法面临挑战 在转型中的原社会主义国家里，中国的经济表现堪称"一枝独秀"，显然这反映出了"中国道路"所具有的某种特殊性。解释此类特殊性有两种基本角度，一种是与它国作比较研究，看是何种因素导致两国之间的相似性不产生共同特征；另一种是侧重看本国历史上遗留下来的种种影响。而从后一种角度得出的结论有没有充分说服力，常常可以用前一种方法来检验。西方一些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倾向于从后一种角度观察问题。他们强调，中国与东亚地区的历史文化渊源有利于吸引外资，中国的广大农村长期落后，这反而使目前农村的工业化拥有巨大潜力，可加快经济增长等。按照当代社会科学里新制度主义学派"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的观点，任何国家的发展道路都与它过去的足迹有密不可分的联系。但是，除了这些独特的历史条件之外，中国和东欧俄国的原有制度基本相似，而社会经济转型的大体方向也非常接近。为什么看起来相似的转型过程会有完全不同的结果呢？ 面对中国独特的经济表现，在中国研究领域内（包括中国国内的研究）一种常见的说法是，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取得了重大进展，市场机制开始、并将进一步占据主导地位，因此带来了经济的持续繁荣。如果仅仅局限于观察中国，这样的解释或许有一些道理；但如果把这一说法拿到别的转型中的原社会主义国家去检验，就会发现这一说法的局限性立刻就暴露出来。市场机制占据了主导地位，就能立竿见影地看见经济成长快、收入大幅度提高吗？多数原社会主义国家的事实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否定的。在前苏联及东欧的每个国家，都可以看到非国有经济的迅速扩张、计划体制的瓦解、市场化过程加快等，可见这些现象绝非中国的独家成就。有的国家，如匈牙利开始市场化改革比中国早得多，也比中国更早确立了市场机制的重要地位；另外一些国家，如东德、捷克等国家，它们改革的起步虽晚于中国，但进展比中国快，措施更坚决、彻底。然而，无论是市场化程度比中国早得多、高得多的国家，还是经济制度的转轨比中国更彻底、成功的国家，或者市场化过程比中国更缓慢的国家，都没有出现中国这样的高度经济繁荣；相反，它们几乎无一例外地都经历了转型期经济衰退（Kornai 1993），即使渡过了衰退期，它们的经济有所恢复，其繁荣程度也不如目前的中国。由此可以推论，单纯用市场化的成就无法有说服力地解释中国的经济繁荣；除了市场化的作用之外，中国的经济繁荣另有原因。 国际上对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现状的一个共识是，市场化过程中的重重困难遏止了俄国、东欧国家的经济成长。可是，中国与俄国东欧都面临着改革的共同性难题，比如国有部门在转型中效率低下，官僚机构放弃了计划管理却利用地位和权力继续支配着经济资源，经济市场化推动了贸易与金融的繁荣却未能有效改变扭曲的工业结构等等。这些共同难题在东欧俄国产生了大同小异的经济结果，可是为什么唯独中国避免了"转型期经济衰退"呢？是什么因素帮助中国免受转型期经济困难的困扰呢？ 一个在中国国内比较流行的说法是，中国之所以能够保持经济增长的态势，是因为在改革中坚持开放政策、成功地吸引了上千亿外资，从而保障了经济繁荣。按照这个逻辑，东欧和俄国只要能象中国一样、在改革的同时大量吸引外资，经济就可以同样繁荣。然而，德国的情形却提出了反证。两德统一五年来，依靠西德地区的强大支援，东德的市场化稳步坚定地推进，同时德国政府向原东德地区投入了八千亿马克的资金[1]，原东德居民人均获得约三万美元，这几乎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十五年累计人均获得外资的三百倍。东德曾经是"社会主义阵营"的经济样板，早已实现经济现代化，现在再加上西德"兄弟"如此慷慨的帮助和西德企业家的直接指导，是否就实现了经济的起飞呢？实际情况远非如此。东德地区虽然人均收入翻了一番，但在转型中同样经历了严重的经济衰退。东德工人曾经是原社会主义国家中技术素质最好、最服从工作纪律的劳动力，其劳动生产率迄今仍然仅及西德工人的一半；东德的产品长期以来质次价高，但过去在"经互会"国家中却还是首屈一指、供不应求的，如今这些产品不得不完全进入国际国内市场竞争，结果其售价比统一前下跌一半；低生产率、低市场竞争力加上高工资，使大部分私有化后的东德企业仍然不具备国际竞争力；东德地区的失业率一度高达14%。[2] 这样的"成绩单"比中国要差得多。况且，尽管收入翻了一番，目前还有40%多的东德居民认为，当前的经济状况并不比统一前好，甚至是"恶化"了。[3] 为什么中国的人均获得外资只及东德的1/300，但却保持了更高的经济增长率、城市内更低的失业率和更高的收入增长率及民众满意度？ 还有一种看法认为，中国经济繁荣得益于渐进型的改革策略。渐进而慢速的改革意味着较多地保留旧体制，从而有利于保护旧体制的既得利益者，有利于维持现状和稳定。但如果多保留旧体制、多保护旧体制的既得利益者就能带来经济繁荣，那又何必付出艰巨的努力去深化改革呢？南斯拉夫实行了几十年的渐进型改革，一度赢得经济繁荣，最后终于在八十年代后期陷进经济困难的泥沼（Woodward 1995）。这一案例说明，渐进型改革对经济发展有利有弊。那么，中国的渐进型改革对经济发展的利弊何在呢？不了解这些利与弊，就无法对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走势作出判断。 上述常见的分析方法有明显的局限性，不仅是因为它们的逻辑无法有效解释中国之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同类型转型过程，还因为它们甚至常常无法解释中国存在的一些经济现象。近几年来，不少中国经济问题的观察家把注意力放在中国的股市、房地产市场、城市新兴的高档消费需求上，如果眼睛盯住这些方面，也许会觉得中国大陆的经济与香港、台湾、新加坡差别不大。但如果换一种角度，观察下列几个在中国出现过的、充满了矛盾的经济现象，就会发现中国的经济状况与市场经济国家差别很大，用市场经济的眼光和观念是无论如何也解释不通。 第一，在九十年代上半期，市场导向的乡镇企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最大，而国有部门的贡献最小；但从国民收入的分配格局来看，同期得益最多的却是为国有部门工作的员工（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课题组）。第二，在这一时期，国有部门一方面为冗员过多和工资成本增长过快而发愁，另一方面又不断增雇大量农民工。第三，在市场化程度已相当高的消费品市场上，价格的变动与市场经济中常见的情形相反，1995年以后，富裕、购买力强、需求旺盛的东部省市价格上涨少，而贫困、购买力弱、需求清淡的中西部省份价格上涨多[4]}，若把这一年各省和直辖市按物价上涨幅度由低到高排列，北京、上海、天津三大繁华富裕的都市名列全国物价最低省市的前六名之内[5]。 这三个现象涉及收入分配、劳动力市场及价格决定等最基本的经济问题，在它们的背后，可能隐藏着未被认知的、左右着中国改革发展路径的规律，值得深入研究。理论上，究竟经济成长过程与制度转型过程是一种什么关系，这是个跨学科的新课题，新古典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理论中并没有现成答案。经济增长与稳定，可以被看成只是个宏观经济问题，但在制度转型中它的实现却不仅仅是由货币财政政策决定的；制度转型中这些宏观经济现象的微观经济社会基础在逐步改变，改变的实际过程事实上并不是执政者或学者的纯粹理性设计的结果，而是由利益攸关的当事各方相互影响、妥协形成的，因此是一个社会政治过程。要判断制度转型中经济社会的发展趋势，应当注意用跨学科的眼光，把经济发展过程放到现实的社会演变过程中去观察。 二、港台资本送来的繁荣 中国的经济今后会象它过去那样快速成长吗？要回答这个问题，就需要分析八、九十年代经济繁荣的成因，看这些曾促使中国经济发展的因素今后是否仍然有效。若仅仅根据中国过去的经济增长记录推测未来的成长，就只能作简单、肤浅的判断。 中国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都出现过经济繁荣，但两次繁荣的经济原因完全不同，第一次是由城乡居民迅速扩大的消费需求推动的，而第二次则来源于外资推动的投资高潮。到八十年代末期，推动前一次繁荣的消费需求已经欲振乏力；1990-1991年中国经济曾经陷入相当严重的经济萧条，政府用了各种办法，都未能有效地解决消费疲软、工商库存倍增、制造业衰退等问题。当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