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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构村庄：权力转换机制与村庄治理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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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观点] 中国的农村，在历史时空上的建构有十分复杂的肌理，它不仅与非均质国家有多重的互动关系，而且与村庄的权力结构和传承机制相勾连。特别是在当代中国，国家强势推进民主制度与民主理想，农村社区进行着巨大的社会变迁，村庄政治组织的结构与功能也在嬗变，随之权力格局也发生了新的变革。本文无意从两个普通的村庄个案推断中国农村民主政治的全貌，或者营造具有普适意义的村庄政治概念，本文只是在试图构建一种更有解释力的分析框架上作一次探讨。一、绪 论我国的农村村民自治是在国家权力的强有力推动和学术界激烈的争辩中进入21世纪的。对村民自治的肯定性评价(徐勇，1997)与否定性评价(沈延生，1998)激起了学术界的莫大波澜1，充分显示了研究角度，研究进路与学术关怀旨趣等方面的差异。然而村民自治研究的深入必须依赖坚实的实证剖析为基础，仅管任何个案都带有地域烙印，都可能被认为是片面的﹑特殊的和非普适的，但是没有实证研究支撑的成果更容易被某种价值判断所左右，而丧失其客观公正性2。因而实地考察与实证研究实际上代表了村民自治作为客体与理论研究作为主体之间的张力，这一张力的存在显示了村民自治作为学术研究具有广阔的学术空间。80年代村民自治研究的兴起和深入，使人们从政治学的角度关注农村。然而，权力作为政治世界的核心线索，在农村基层是如何传递和嬗变的?民主理念作为民主生活的核心价值，在农民的日常生活中处于何种状况?权力与民主交织的游戏规则在农村基层如何运行?同时村庄在何种规则下被治理?进而在这些领域能否建立一个与社会学紧密关联但又相对分离的政治学分析框架--这个框架以"国家--社会"关系为视角，以权力问题为核心，以权力运行空间为背景，以正式或非正式政治组织为对象--这些政治学研究的关键路径在以往的个案中总是未被深入探究，显示了研究视线与村民政治生活实质的相对分离，从而也凸现了观察所得与问题实质的不对应，研究结论与客观事实的不合辙。在杜西的研究中，我们通过对村庄民主生活的村民自我诠释的再诠释，认为1.村庄权力的传承机制发生了变化，同时村级组织的功能发生了相应的变化；2.国家仍试图改造农民传统的生活理念却无力安排村民的一切政治经济生活；3.各路精英均设法援引国家权力证明自己行为的合法性，国家权力和村治精英在体制外仍存在利益搏弈。4.在国家民主和基层民主缺乏连接时，想不通过改革国家民主制度而享用基层民主的成果几乎是不可能的。这些基本的结论在本文中将被重新证明，从而在更广泛的层面上探讨不同治理结构下社区权力与权威势能的转换方式，民主技能与民主理念在农村的基本状态，不同权力结构下的村庄治理机制，以及这种治理结构将如何被改造。进而通过对原有分析框架的检讨，导出一个具有当代意义和较强解释力的政治学分析性框架。杜东村和杜西村位于浙江省台州市辖下的临海市杜桥镇，北距宁波157公里，南距温州165公里。其中杜东共721户，人口3427人，全村共有党员59名，耕地921亩。杜西411户，人口1857人，党员23名，耕地478亩。选择杜东村和杜西村作比较研究主要考虑以下三点：1.两村同属东部发达村落，村集体经济均超过8000万，但发展思路各不相同，导致不同经济活动方式上的民主运作方式各不相同，因此可以在更深的层面探索在社会变迁和政治发展过程的不同路径导致的村庄治理模式。2.杜西是一个单一自然村构成的行政村，血缘关系较为简单，而且，村落范围较集中，与杜西相比，社区均质化程度较高。而杜东是由后山岭﹑桑一﹑桑二﹑岙里﹑安堂﹑下街头等六个自然村组成的复合式行政村，行政村内有郑﹑陈﹑金三大主要族姓，与杜东相比，历史上有较浓的商业传统。近二十年来，经济发展历程曲折，社区异质化程度较高，进而治理结构也较复杂。3.杜东村在面上呈现的平稳推进的民主化与杜西村纷繁复杂的矛盾局面是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