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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误读与道德的偏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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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误读与道德的偏执
-----迟到的反思地处文化边城青岛，信息、资料有限，只知王彬彬一篇《过于聪明的中国作家》引起一场热闹的论争，却不知就里。直到前不久收到人大复印资料，才得以拜读全文。读后，我久久地陷于深思之中。王彬彬挑起的这场争论可能已经平息，但王彬彬凭他“正义”的激情，说出或表达了一代青年文人的义愤，却触发了我对当代中国文人“心路历程”和中国现实社会道德与人文价值重建问题的反思。这的确是一些非常重要的问题，这些问题的重要性远远超出围绕王彬彬的这场论争本身。但要将这些问题揆理清爽，却必须心平气顺不动肝火，将个人是非置于度外。这似乎只有旁观者方可作到；这似乎只有将争论气氛淡化才能作到。正因如此，笔者不自量力，在此围绕“历史的误读与道德的偏执”问题将自己多年来思索的一些观点陈述出来，作一“迟到”的反思。所谓“迟到”，不仅仅指对王彬彬的这篇文章，而更指文中所涉及的原本是一些早该廓清的问题。因此，行文中难免涉及的萧乾和王彬彬，并非针对他们个人文章是非的评价，而大都是作为“共名”运用并借以阐述或贩卖本人观点的，因为本文的题旨是对道德和历史的反思并非是参加什么论争。 上篇：历史的误读
萧乾先生关于吕荧事件的评述，涉及他对有关说真话的道德认识，而王彬彬批评否定了他的这种认识。但俩人在问题“真”、“假”本身上并没有分歧。他们都是基于今天的清晰的是非标准评价那场事件的。萧乾是从他个人经历反思中得出他的道德标准结论，而王彬彬的批评则产生于他由此而对当代中国历史或更准确地说中国知识分子“心路历程”的误读，即认为中国“聪明”的知识分子或其中的萧乾们应当为“前改革”年代悲剧承担道德责任。产生这种误读的不仅是王彬彬这一代人，而可能是整个“后”““文革””时代人。他们的“审父”情结难以解脱的痛苦，正源自他们父辈缺少“自审”意识的麻木。从这个意义上，我的确很理解王彬彬们。但批评他的父辈们过于聪明过于世故过于圆滑却是批评错了。恰恰相反，他的父辈们当年可能比他们今天更单纯、更幼稚、更“崇高”。这正是中国当代文人心路历程悲剧之渊薮。要认识这一悲剧渊薮，我们首先需要的是历史的批评而不是简单的道德指责。中国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产生于“五四”之后。以传播西方现代文明包括马克思主义为己任的中国知识分子，在民主革命时期作为民族解放的前躯，他们塑造出了以鲁迅、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