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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村民自治与民主化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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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的体制改革在发展过程中。1999年2月26日下午6：30分，中央电视台向全世界播放了一个乡长直选的故事，关注实践民主进程的人都感到，中国的村民自治发展的进程已经出现了结果：在某个地方已经出现了乡长的直接选取。很多人都在关心，村民自治或村的选举，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是怎么走过来的。我作为一个历史见证人，愿意把我知道的一些情况介绍给大家。 一、对村民自治必然性的判断　　村民自治是必然的，还是随随便便，没有意义的东西呢？一开始推进村民自治，就必须回答这个问题。怎么认识农村改革，就有怎么推进村民自治、加强农村基层管理的方法。十几年前，在农村改革的理论家中间有两种看法。一种看法认为农村改革仅仅是一个经济过程，它最多有一定的社会意义——给农民带来了身份的自由，但农村改革不可能也不应该和政治民主结合起来，相反，应该学习四小龙，加强对农村的控制。因为那时农村改革很不协调，积极主张推进农村经济改革的理论家和思想家，仍主张对农村以控制为主。另一种看法认为，农村改革，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决不是一个权宜之计，地分给农民，不可能再收回来了，因此，中国农村的发展道路也必然发生改变。经济利益的变化自然地带来了社会利益和政治利益的变化。农村改革是农村社会资源控制的一次大革命，一次天翻地覆的变革。把它仅仅当作经济体制改革，把农民当作经济动物，完全是错误的。不能认为只要满足了农民吃饭的需要，就可以吆喝他们干这干那。 　　农民通过几十年的要求，最后中央适应了农民的想法，把地给了农民。农民最清醒地认识到他们要什么，邓小平把地给了他们，他们说这是“第二次土改”，充分说出了这个巨大的变化。这个变革我们在农村调查中充分感受到了。1988年，农民的不满情绪相当高，他们对化肥、农药等各种各样的东西涨价意见非常大。一个三源县的农民说，“我现在一家的收入，比过去一个生产队一年的收入都多，我自己是生产队长。但要说现在的日子的意见，也比那时候大不知多少倍。”为什么呢？他说，“生产队的时候，我当队长，公家拿走一千块钱，拿走几百斤粮食，我不在乎，反正是公家的。现在从我口袋里掏一块钱，我就心疼得不得了。”改革使利益关系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使过去分配资源的体制变化了。分配资源的体制掌握在集体经济名下时，政策可以调控，中央下一道令，人民公社占多少，生产大队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