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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社会稳定与农民公正观念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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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突中的社会公正--当代中国农民的表达


经历了1980年代改革以后中国农村的繁荣和发展，中国农村发展在1990年代进入了一个比较困难的时期，这种困难除了反映为农村经济发展缓慢，农民收入增长速度下降以外，还直接表现为农村的社会冲突增加。肖唐镖基于他在江西的研究认为，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影响农村稳定的主要因素已由过去发生在农民与农民之间的群体性事件（械斗），过渡为主要针对基层政府和组织的群体性事件。[1]于建嵘基于湖南的调查指出，“农村的群体性事件在数量、规模和对抗程度方面都在增长。与此同时，农民的政治诉求也发生了重大的升级，在内容上变得更有进取性，并提出了在政治上组织起来的要求……。”[2] 中共中央组织部党建研究所调研室课题组的研究也指出，人民内部矛盾出现了许多新的特点，如群体性事件增多，对抗性增强，在农村，干群矛盾增加。[3]
1990年代以上访为主要形式的农民抗议活动在全国各地普遍出现，并且数量还在不断上升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许多地方政府也将如何减少农民的上访作为一个重要的工作任务。农村的社会冲突近年来也引起了学者的关注，对冲突的方式、冲突的原因作了许多分析。
如果我们将这些分析作一个简单的归类，可以发现对于农村社会冲突的解释主要集中于人的行为和制度设计两个层面。前者主要强调在农村社会中的恶势力，包括基层政府官员和黑恶势力对农民的剥夺，[4]现在农村的上访告状多是指向某些个人，特别是一些地方干部，这些干部借助公共权力为自己谋取私利成为农民反对的焦点问题。当然，分析并没有停留在对个人行为的解释层面上，特别是农民上访告状已经成为社会中普遍问题的时候，许多研究都涉及到了一些结构性的问题，这些原因包括农民收入下降、城乡矛盾扩大和农民负担过重。在农民抗议活动中，许多抗议指向了农民负担，这无疑给这种解释一个很好的支持。[5]尽管这种解释比较多地关注到近年来农村社会的变化，并将农村社会冲突的增加与社会的变化联系在一起考虑，但是与前一种分析一样，他们主要关注的也是农民利益所受到的直接损害。
如果从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来看，在过去的20年间，中国农村经济无疑是发展较快的时期，尽管存在着发展的不平衡，但是大多数农民的生活水平有所提高也是不争的事实。同时我们看到，农民的不满也非仅仅出现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地方，经济发达地区也同样存在着许多冲突和矛盾。对于这种经济发展和社会冲突增加并存的现象，现代化理论往往用发展过程中人们欲望的提高和发展速度之间的差距来解释，也就是说在现代化过程中人们被刺激产生了很高的预期，这种预期与现实之间的差距带来了社会矛盾与冲突的增加。在中国改革初期，这种理论也曾经流行，[6]近年来这种解释已经几乎听不到了，因为从1995年以后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的现实与农民不满的增加同步出现的现象似乎都说明了，农民的不满主要不是发展过程中的问题。但是我们还是可以看到大众媒体在农村社会的迅速普及对现在的农民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
另外一种解释也强调社会变迁过程中的结构问题，但观察问题的角度不同，他们认为农村问题出现的原因是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的不同步。乔纳森·安格(Jonathan Unger)认为在中国农村改革以后，中国农村的行政体制基本没有太大的变化。[7]由于在农村并没有完全建成民主、透明的基层政府，缺少监督的地方官员为了谋求自己的利益而任意使用权力。与此相应，农村政治体制还没有为农民行使权力提供一个很好的平台，农民的民主权利还不能得到保障。在谈到政治体制的时候往往包含了两个方面的意思，一方面是说旧的制度和规范已经不能适应目前农村社会的现实，地方政府对农民的控制力大大减弱；另外一方面是说规范的制度和组织尚未被建立起来，农民的权益还不能得到很好的保护。
对农村社会矛盾和冲突的解释引导了农村政策的制订。从近年来解决农村问题的思路，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分析是如何指导政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