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新政时期的经济政策——近代经济政策转变的开始.doc

洋务新政时期的经济政策——近代经济政策转变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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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经济政策转变的开始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古老的东方大国开始了半封建、半殖民地化的进程。但在战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清政府并没有意识到“天下大势”的变化，几乎未采取任何应变措施。 直到六十年代，太平天国革命和第二次鸦片战争给清王朝带来“创巨痛深”的打击，一部分官僚才对“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有所认识。慑于西方的“船坚炮利”，清政府着手举办“自强新政”，标榜“图强”、“求富”，意图实现末世王朝的“中兴”。由此，以农立国、辅以工商的传统经济政策有了转变的迹象；传统的市场经济也有了向现代市场经济体系转型的趋向。

“自强新政”开始于19世纪60年代。清政府为应付危局，相继采取了举办新式军用工业和民用工业等重大措施，并带动了部分私人资本投资于新式产业，产生了早期的资本家；社会各阶层也开始关注起“洋务”来。中国社会过去是林则徐、魏源等个别“先觉”者的吁喊，曲高和寡；此时已有一批进步的士大夫议论、思索中国应该向何处去等重大问题。于是，由政府主持的“自强新政”引起联动，形成后人所称的“洋务运动”。然而，图强、求富的目标并未达到。笔者以为，自强新政和洋务运动之间似不宜完全划等号。不能因为自强新政的种种弊病就完全否定了洋务运动；也不能因洋务运动开启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历程，就完全肯定新政活动。一 图强、求富与“制器”、“浚饷源”的目标在遭到“创巨痛深”的打击后，清政府中的一部分官僚（主要是洋务派官僚），已意识到图强、求富的重要性。他们试图通过举办自强新政来“中兴”衰弱的封建王朝。当时的状况是，在衰朽的封建体制中，以较为开明的洋务派集团来具体贯彻图强、求富的意图，负责自强新政的实施，落实练兵制器筹饷等活动，甚至直接插手企业的经营管理。洋务派承担了国家干预经济的执行人角色。这也是在当时的制度环境下的无奈选择。

相对而言，洋务派对当时局势的认识较为清醒；也意识到存在自强的机遇；预期新政将给清王朝带来中兴的益处。他们认识到清王朝处于“数千年未有之奇变”之中。洋务派首脑李鸿章说：“各国条约已定，断难更改。……历代备边多在西北，……今则东南沿海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麋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轮船电报之速，瞬息万里；军器机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弹所到，无坚不摧，水陆关隘，不足限制。又为数千年未有之强敌。外患之乘，变幻如此，而我尤以成法制之，譬如医者疗疾不问何症，概投之以古方，诚未见其效也。……盖不变通则战守皆不足恃，而和不可久也。” 认定不自强不能挽救危局；而且主张抓住机会，不能拖延。“处今日喜谈洋务乃圣之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