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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各阶层的政治态势与前景展望,页数：9字数：11419世纪之交的中国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1997年是中国政治生活中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年。邓小平的逝世以及陈云、王震、李先念、彭真等人在近几年中相继过世，标志着革命元老主导中国政治生活的历史时代的最终结束。香港的回归，则显示出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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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各阶层的政治态势与前景展望
页数：9 字数：11419
中国社会各阶层的政治态势与前景展望
世纪之交的中国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1997年是中国政治生活中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年。邓小平的逝世以及陈云、王震、李先念、彭真等人在近几年中相继过世，标志着革命元老主导中国政治生活的历史时代的最终结束。香港的回归，则显示出中国领导者可以在既有意识形态理念之外，从基于百年屈辱的民族主义情感中，寻找到维持民族凝聚力与国家权威合法性的新的资源。中共十五大以后，江泽民在党内与最高决策层内的地位得到进一步稳定，而中共十五大所确定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为中国进行更大幅度的市场化经济改革，提供了意识形态的理论根据与说法，从而使主政者不再受传统意识形态教义约束，摆脱了在经济改革方面长期徘徊的局面，经济改革的棋局从而进一步走活。
正是在这样一个意义上，可以认为，1989以后中国面临的那种充满复杂政治变数的飘忽不定的时期，大体已告结束。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正在开始，这一新的局势，使学者有必要对中国中长期的政治发展动向作出重新评估与展望。
本文考察近年以来以至今后若干年内，中国社会各阶层的政治态度、思想与心态的基本走势，并在这一基础上，对中国政治与社会的趋势作一基本的判断。本文提出的基本观点是，由于意识形态引发的政治冲突淡出，后邓时代的中国，一方面面临中国改革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机遇，另一方面，由于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监督机制的缺失，有可能产生由于转型期的“软政权化”与“分利集团化”（注：关于后发展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软政权化”与“分利集团化”的问题，可参见拙文：“‘软政权’与分利集团化：中国现代化的两重陷阱”，载《战略与管理》1994年第一期。）引发的社会矛盾与危机，这种基于改革综合症引发的矛盾与社会危机，将会使中国再次面临新的困难与两难选择。
后全能主义时代的来临
可以认为，通过近20年的“全能主义体制下的新政时期”，邓后的中国在世纪之交，实际上已经完成了从改革以前的全能主义体制（注：这里指的全能主义，相当于英文的Totalitarianism， 后者在中文中往往对译为“极权主义”，由于“极权主义”这一译名具有太多的冷战色彩，本文使用一个更带中性的更具描述性的“全能主义”，来代替极权主义的提法。这一政治形态的特点是，政权全方位地渗入社会最基层的细胞，没有自主的社会活动空间与市民社会，权力的高度集中，以一种具有平均主义乌托邦目标的意识形态信仰作为一党制社会的整合基础，通过高度的社会动员与以意识形态导向为基础的大众政治参与，来实现国家精英所确定的政治目标，等等。），向具有中国特色的“后全能体制”（Post—totalitarian regime）的历史转变。
这种“后全能体制”（或称之为“后全控体制”）从政治学角度来分类，可以理解为现代化中的新权威主义政体的一种特殊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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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各阶层的政治态势与前景展望
世纪之交的中国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1997年是中国政治生活中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年。邓小平的逝世以及陈云、王震、李先念、彭真等人在近几年中相继过世，标志着革命元老主导中国政治生活的历史时代的最终结束。香港的回归，则显示出中国领导者可以在既有意识形态理念之外，从基于百年屈辱的民族主义情感中，寻找到维持民族凝聚力与国家权威合法性的新的资源。中共十五大以后，江泽民在党内与最高决策层内的地位得到进一步稳定，而中共十五大所确定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为中国进行更大幅度的市场化经济改革，提供了意识形态的理论根据与说法，从而使主政者不再受传统意识形态教义约束，摆脱了在经济改革方面长期徘徊的局面，经济改革的棋局从而进一步走活。
正是在这样一个意义上，可以认为，1989以后中国面临的那种充满复杂政治变数的飘忽不定的时期，大体已告结束。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正在开始，这一新的局势，使学者有必要对中国中长期的政治发展动向作出重新评估与展望。
本文考察近年以来以至今后若干年内，中国社会各阶层的政治态度、思想与心态的基本走势，并在这一基础上，对中国政治与社会的趋势作一基本的判断。本文提出的基本观点是，由于意识形态引发的政治冲突淡出，后邓时代的中国，一方面面临中国改革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机遇，另一方面，由于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监督机制的缺失，有可能产生由于转型期的“软政权化”与“分利集团化”（注：关于后发展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软政权化”与“分利集团化”的问题，可参见拙文：“‘软政权’与分利集团化：中国现代化的两重陷阱”，载《战略与管理》1994年第一期。）引发的社会矛盾与危机，这种基于改革综合症引发的矛盾与社会危机，将会使中国再次面临新的困难与两难选择。
后全能主义时代的来临
可以认为，通过近20年的“全能主义体制下的新政时期”，邓后的中国在世纪之交，实际上已经完成了从改革以前的全能主义体制（注：这里指的全能主义，相当于英文的Totalitarianism， 后者在中文中往往对译为“极权主义”，由于“极权主义”这一译名具有太多的冷战色彩，本文使用一个更带中性的更具描述性的“全能主义”，来代替极权主义的提法。这一政治形态的特点是，政权全方位地渗入社会最基层的细胞，没有自主的社会活动空间与市民社会，权力的高度集中，以一种具有平均主义乌托邦目标的意识形态信仰作为一党制社会的整合基础，通过高度的社会动员与以意识形态导向为基础的大众政治参与，来实现国家精英所确定的政治目标，等等。），向具有中国特色的“后全能体制”（Post—totalitarian regime）的历史转变。
这种“后全能体制”（或称之为“后全控体制”）从政治学角度来分类，可以理解为现代化中的新权威主义政体的一种特殊类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