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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的“社会与国家”：研究回顾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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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与国家”理论分析框架适用限度的辨析与再思考
　　尽管有学者不断提出质疑，甚至是比较激烈地批评将“市民社会”理论和“社会与国家”的理论框架运用于中国近代史研究，但上文的介绍已经足以表明，借鉴和应用这些新理论对于推动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进一步发展产生了明显的积极作用。概括地说，这种积极作用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有所体现：
　　首先是为全面深入地研究中国近代历史提供了一个新的视野。无需讳言，在我们以往多年的历史学研究中，比较突出地存在着理论比较单一、视野比较狭窄、思路也不宽阔的缺陷。其结果是导致对一些重要问题的探讨，常常局限于单个的层面上，难以从不同的层面进行多维度的考察与分析，实际上也限制了研究的深入发展。新的理论分析框架的恰当运用，对于拓宽视野、开阔思路，促进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发展无疑具有明显的作用。例如近代中国商会研究之所以在近20年异军突起获得迅速发展，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中一个成果显著的热门领域，即与研究者在理论与方法上的不断创新有着密切的关系。简言之，起初的商会史研究局限于传统的政治史分析框架，主要只是注重商会的性质以及对待革命的态度与行动，忽略了商会更为重要的经济和社会职能，随后“传统与近代”、“现代化理论”、“社会与国家”、“社会网络结构”等理论的相继引入，不仅使商会史研究日益全面和深入，而且还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近代城市史、经济史、社会史、现代化史等诸领域的进展，也推动了整个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发展[45].这一事例表明，伴随着新理论的运用与新视野的开拓，所产生的是具有学术创新性的新成果和学术研究的发展，对此当然应该给予肯定。
　　其次是弥补了过去的一些薄弱研究环节，同时也开辟了许多新的研究领域。所谓新的理论和分析框架，其真正作用就是通过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