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宋时期的性问题.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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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宋时期的性问题,页数：17字数：6798 引言 称中国大陆上世纪中后期为性禁锢时代，恐怕不算太过分。进入上世纪末，时移俗易，“谈性色舞”大有取代“谈性色变”之势。就学术界而言，探讨性文化、性历史、性医学、性社会学、性心理学的著述犹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这批性学著述虽多有涉及中国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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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宋时期的性问题
页数：17 字数：6798
两宋时期的性问题
引言 称中国大陆上世纪中后期为性禁锢时代，恐怕不算太过分。进入上世纪末，时移俗易，“谈性色舞”大有取代“谈性色变”之势。就学术界而言，探讨性文化、性历史、性医学、性社会学、性心理学的著述犹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这批性学著述虽多有涉及中国古代历史文化之处，但大都出自社会学与性医学研究者之手。仅翻阅一二，已受益匪浅，只是对其中较为常见的两个论点，不甚了然。现不揣谫陋，略抒管见于次，敬请各位指教。 其一,“中国的性禁锢一向很严厉”， “封建社会的性道德，主要是性禁欲主义。性道德观念可概括为――性欲为恶，禁欲为善。” [1] “一向”二字，似欠准确。据性学家马尔库塞研究，人类的性文明史经历了三个阶段，即从自由到压抑性文明，再到非压抑性文明。福柯则表述为从古代的性自由奔放期到后来的性压抑期，再到现代的性解放期。 [2] 措辞不同，含义相近。渡过原始时代的性自由奔放期之后，中国传统时代的性文明无疑属于压抑性文明，但将其概括为性禁欲主义，或许言过其实。《孟子·告子上》曰：“食、色，性也”；《礼记·礼运篇》云：“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眼下学者常常引用的这两段文字即可证明，孔孟之道承认正当性行为与适度性生活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并非将作为人的本性的性欲笼而统之地等同于恶。《汉书》卷三十《艺文志》称：“房中者，情性之极”；“乐而有节，则和平寿考。”可见就主流而言，中国的传统文化有别于西方中世纪的基督教教义：基督教提倡禁欲，中国传统文化则主张节欲；基督教反对性快乐，中国传统文化则在有节的前提下予以认可。这些不是本文主题所在，此处毋庸细说。 其二,中国性学发展史“有如一双峰的马鞍形――始源于远古商周，筑基于春秋先秦，鼎盛于秦汉隋唐，阻滞于宋元两朝，徘徊于明清近代，发扬于新建中国。” [3] 岂止“阻滞”而已，甚至将两宋时期视为中国历史上性禁锢最为严厉的时期之一。至于其表现则有理学倡导禁欲，朝廷厉行性禁锢以及“史志中几乎再难看到房中术著作”，并且其中“创新思想不多” [4] 等等，并将其根本原因归结为受理学思想束缚和封建社会走下坡路。从前我的某些看法与此相似，如今始觉欠妥。本文貌似就教于人，实则自我反思。 一、禁欲、纵欲与节欲 从上世纪50年代初至80年代初，在中国大陆，理学对两宋社会的影响曾经被无限地夸大，对理学家们的学说与主张有不少误解。当时，学界普遍认定：理学（即道学）是两宋王朝的官方哲学和统治思想；理学家视物质欲望为罪恶源泉，奉行禁欲主义。这些观点在近年来刊行的某些性学著述中不断地被沿用。其实，理学之名始于元□，理学之盛始于淳熙，理学差可称为官方哲学已迟至宋理宗时。《宋史》卷四百二十七《道学传》序曰：“道学盛于宋，宋弗究于用，甚至有厉禁焉。”如果说“元□党籍”理学家尚属受牵连，那么“庆元党禁”矛头直指理学。如所周知，程颢、程颐、朱熹生前并不得意，死后吃冷猪头而已。两宋时期的意识形态领域不是一元，而是多元，绝非理学的一统天下。就性观念而言，禁欲、纵欲、节欲三种主张同时并存。 主张禁欲的恰恰不是（或主要不是）理学家，而是某些传授长生之术的方技之士。他们宣称，情欲有碍健康，绝欲即可少疾。皇甫坦即是一例，《宋史》卷四百六十二《方技传下·皇甫坦传》载，宋高宗一再“问以长生久视之术”。他的回答是：“心无为则身安”；“先禁诸欲，勿令放逸。”高宗于是“书‘清净’二字，以名其庵，且绘其像禁中”，将皇甫坦奉若神明，直至81岁去世。后人认为：“高宗之寿，亦由禀厚而寡欲尔。” [5] 禁欲长生之术据说颇有奇效，并且例证并非仅此一端。此外，如临淄（即今山东淄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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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宋时期的性问题
引言 称中国大陆上世纪中后期为性禁锢时代，恐怕不算太过分。进入上世纪末，时移俗易，“谈性色舞”大有取代“谈性色变”之势。就学术界而言，探讨性文化、性历史、性医学、性社会学、性心理学的著述犹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这批性学著述虽多有涉及中国古代历史文化之处，但大都出自社会学与性医学研究者之手。仅翻阅一二，已受益匪浅，只是对其中较为常见的两个论点，不甚了然。现不揣谫陋，略抒管见于次，敬请各位指教。 其一,“中国的性禁锢一向很严厉”， “封建社会的性道德，主要是性禁欲主义。性道德观念可概括为――性欲为恶，禁欲为善。” [1] “一向”二字，似欠准确。据性学家马尔库塞研究，人类的性文明史经历了三个阶段，即从自由到压抑性文明，再到非压抑性文明。福柯则表述为从古代的性自由奔放期到后来的性压抑期，再到现代的性解放期。 [2] 措辞不同，含义相近。渡过原始时代的性自由奔放期之后，中国传统时代的性文明无疑属于压抑性文明，但将其概括为性禁欲主义，或许言过其实。《孟子·告子上》曰：“食、色，性也”；《礼记·礼运篇》云：“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眼下学者常常引用的这两段文字即可证明，孔孟之道承认正当性行为与适度性生活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并非将作为人的本性的性欲笼而统之地等同于恶。《汉书》卷三十《艺文志》称：“房中者，情性之极”；“乐而有节，则和平寿考。”可见就主流而言，中国的传统文化有别于西方中世纪的基督教教义：基督教提倡禁欲，中国传统文化则主张节欲；基督教反对性快乐，中国传统文化则在有节的前提下予以认可。这些不是本文主题所在，此处毋庸细说。 其二,中国性学发展史“有如一双峰的马鞍形――始源于远古商周，筑基于春秋先秦，鼎盛于秦汉隋唐，阻滞于宋元两朝，徘徊于明清近代，发扬于新建中国。” [3] 岂止“阻滞”而已，甚至将两宋时期视为中国历史上性禁锢最为严厉的时期之一。至于其表现则有理学倡导禁欲，朝廷厉行性禁锢以及“史志中几乎再难看到房中术著作”，并且其中“创新思想不多” [4] 等等，并将其根本原因归结为受理学思想束缚和封建社会走下坡路。从前我的某些看法与此相似，如今始觉欠妥。本文貌似就教于人，实则自我反思。 一、禁欲、纵欲与节欲 从上世纪50年代初至80年代初，在中国大陆，理学对两宋社会的影响曾经被无限地夸大，对理学家们的学说与主张有不少误解。当时，学界普遍认定：理学（即道学）是两宋王朝的官方哲学和统治思想；理学家视物质欲望为罪恶源泉，奉行禁欲主义。这些观点在近年来刊行的某些性学著述中不断地被沿用。其实，理学之名始于元□，理学之盛始于淳熙，理学差可称为官方哲学已迟至宋理宗时。《宋史》卷四百二十七《道学传》序曰：“道学盛于宋，宋弗究于用，甚至有厉禁焉。”如果说“元□党籍”理学家尚属受牵连，那么“庆元党禁”矛头直指理学。如所周知，程颢、程颐、朱熹生前并不得意，死后吃冷猪头而已。两宋时期的意识形态领域不是一元，而是多元，绝非理学的一统天下。就性观念而言，禁欲、纵欲、节欲三种主张同时并存。 主张禁欲的恰恰不是（或主要不是）理学家，而是某些传授长生之术的方技之士。他们宣称，情欲有碍健康，绝欲即可少疾。皇甫坦即是一例，《宋史》卷四百六十二《方技传下·皇甫坦传》载，宋高宗一再“问以长生久视之术”。他的回答是：“心无为则身安”；“先禁诸欲，勿令放逸。”高宗于是“书‘清净’二字，以名其庵，且绘其像禁中”，将皇甫坦奉若神明，直至81岁去世。后人认为：“高宗之寿，亦由禀厚而寡欲尔。” [5] 禁欲长生之术据说颇有奇效，并且例证并非仅此一端。此外，如临淄（即今山东淄博）
